长期以来，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一直在经济、政治或文化强国所在的城市创造地方标志。当时建筑的作用是代表权力，具有纪念性，具有代表性的雕塑形式，并向伟大的帝国政权的后代说话。这些建筑后来成为了国家的标志性建筑，比如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圣母院，英国的白金汉宫和大本钟，意大利的罗马斗兽场，印度的泰姬陵和印度之门，帮助人们在视觉和情感上找到指南针。今天，它们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并努力成为公民哲学认同的有形表现。
民族国家形成后，领土精英利用建筑来维护国家身份，表达国家野心。这可以在议会大楼、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象征性代表中看到，上层社会寻求一种结合土著建筑元素的形式，以代表公民的独特身份。因此，建筑的作用是更新和构成一个民族的意识。
然而，20世纪以后，许多建立新的国家标志的尝试都失败了。这一失败不仅让人质疑建筑在这个时代的作用，也让人质疑国家身份观念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化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新自由主义经济以及资本、服务、人员和信息的流动塑造了这个世界。在这个资本主义时代，政治家们越来越多地采用全球性的建筑语言作为地方营销策略，以吸引居民、游客和投资者。在城市建设和国家重建方面，国际知名建筑公司尤其受到当地私人和公共客户的追捧。
在西班牙，经济萧条的毕尔巴鄂(Bilbao)在弗兰克•盖里(Frank O Gehry)建造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后得到了复兴。明星建筑师的旗舰建筑项目被用作经济复兴一个地方的催化剂，这种效应被称为毕尔巴鄂效应，成为“标志性”建筑和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之父。
然而，对古根海姆博物馆建设的深入研究表明，它的建设不仅是一项经济举措，也是巴斯克地区执政党与其他反对派机构竞争、增强其在西班牙内部实力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这提供了有趣的见解，关于国家和城市是如何与各种权力网络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以及文化和身份在这种过程中是如何妥协的。
民族主义的悖论和接纳国际建筑师的愿望进一步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国家建设方法的变化。这个悖论可以通过各种例子来说明，比如中国的国家体育场和中国中央电视台总部，以及印度的新孟买国际机场。在这些例子中，国际当代建筑被用来表达一个新的面向全球的国家身份。因此，民族主义不断被重新定义为看到自己的国家在全球战线上的自豪。
这种资本密集型方式的负面结果是，西方建筑师对当地传统形式和现代建筑技术的融合不负责任，就像哈利法塔的例子一样。为了宣传自己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城市，迪拜使用了世界最高摩天大楼这一称号的象征意义。作为对迪拜文化的一种诠释，建筑师们使用了洋葱穹顶，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洋葱穹顶通常与南亚的波斯和莫卧儿建筑联系在一起，而不是阿拉伯伊斯兰建筑。人们甚至可以辩称，指称伊斯兰建筑并不是一个中心的设计野心，而只是吸引东方主义者异域情调的广告活动的一部分。
这些例子强调了建筑角色的转变，从表达国家身份和作为不同公民的象征，到成为一种全球商品。这种转变导致了快速的文化变化，从一个国家的独特文化和种族到一个同质化的全球文化。市民们会适应这种快速的文化变化吗?还是会成为周围日益疏远的牺牲品?
学者们认为，是离散的历史事件，以及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经济组织和技术的历史演变，帮助塑造了地方。在当前的背景下，贯穿历史的事件形成了一个地方独特的传统建筑。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建筑语言，忽视这一点，并利用它来表达国家的雄心壮志，可能会对公民的哲学身份和根植感产生严重影响。一个地方不仅存在于物理上，而且作为记忆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
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从全球和本地的角度思考，这是一个合成词，用来统一全球和本地的方法，并在它们之间找到平衡，从而在接受外国影响的同时加强独特的身份。在这个标准下，结合一种可接受的建筑语言，从当地的设计方面，场地，建筑形式，材料和象征主义是技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
本文预测了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建筑师伦理责任的重要性。用普利兹克奖得主查尔斯·科雷亚的话来说，
在一个由明星建筑师及其标志性建筑主导的时代，建筑不能仅仅是形容词和感叹号。城市需要语法。”
